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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國二十六年，對中華民族而言，是歷史刻度極深的一年；對印順法師而言，是生命刻度極深的一年。
正在武昌佛學院的印順法師，思維的軌道有了一個大銜接。
高楠順次郎與木村泰賢合編的《印度哲學宗教史》、木村泰賢撰著的《原始佛教思想論》，以及由結城令聞所著、墨禪所譯有關心意識的《唯識思想史》，這幾部書的閱讀，使印順法師探求佛法的方法，與日本佛學研究的輝光，接軌了。
而日本佛學研究的長軌，是上接自歐洲學界的。日本早期原是受中國佛教影響，但在十九世紀末期接觸歐洲佛教研究新方法後，各宗派都派人留學歐洲，造成日本佛教研究的新學風。
明治維新時期，高楠順次郎等幾位留學生赴歐學習梵語佛典，回國後，開始推動佛教的史學、哲學、語言學、文獻學等等研究。這種在歷史上、地理上、考證上的功夫，印順法師一讀，立刻看到了佛學上一個更大的立體感。
他心中的時間感流動起來了、空間感轉動開來了，縱向橫向交錯成經緯座標，思想開始有了強烈的傾向：「從現實世間的一定時空中，去理解佛法的本源與流變，漸成為我探求佛法的方針。覺得惟有這樣，才能使佛法與中國現實佛教界間的距離，正確的明白出來。」
出家之前的大疑惑：佛法這麼好，是一切智者之學，最高深的，爲什麼如今成了這樣？什麼原因讓佛法慢慢變質了？日本學者的方法學，讓印順法師的學術性格，漸漸凸顯出來。自此，《大藏經》的東方智慧結晶，近代歐、日的西方治史方法，在他三十二歲的胸臆東西接軌。
他不斷鑽研的力量沛然飽滿，但身體卻隨著氣溫一天天上升而一日日耗弱。腹瀉、高燒，在漢口一家日本醫院住院十多天；好轉後，失眠、恍惚，全身像要潰散，無時不在病中。
對印順法師而言，病已成常態，他對生命的注視，已經從生望向了死，「死亡，如一位不太熟識的朋友。他來了，當然不會歡迎，但也不用討厭。做我應做的事吧！實在支持不了，就躺下來睡幾天。起來了，還是做我應做的事。『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』，我有什麼可留戀的呢！但我也不會急求解脫，我是一個平凡的和尚。」
七月七日，蘆溝橋抗日的砲聲響了，中日之間的一決生死，已經展開。
從年初以來，印順法師讀過日本人的著作，住過日本人的醫院，而這時，日本人的飛機就在頭頂上盤旋。
但印順法師從來不躲警報。他的口頭禪是：「身體虛弱極了，一點小小因緣，也會死過去的。」
一天晚上，敵機來得特別多。武昌佛學院裡駐有軍事器材庫，外頭轟隆爆響，一位管理員驚慌得從樓梯上直滑了下來。眾人四散奔逃，紛亂之際有人高聲急呼「印順！印順！」他聞風不動。
他要轉動的生命之軌，不在接向一己的身命，而在接向佛法的慧命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