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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順導師的寫作向來有一貫的著眼處,但在民國五十八年,出現了一個意外。
這個「意外」的觸發點,是善導寺的一場佛學演講。
這場演講十分珍貴,寺方邀得國學大師錢穆前來,講說主題是《六祖壇經》的思想。當中,有關《六祖壇經》的作者問題,錢穆的觀點是,此經爲六祖慧能大師所說,由弟子集記。這也是佛學上的傳統看法。
錢穆的講稿發表於中央日報的副刊後,遠遠的,竟有砲聲直逼而來,轟隆一響,爆發了論戰。
首開其端的是僑居日本的楊鴻飛,他引用胡適的看法,認爲《六祖壇經》爲慧能弟子神會所作,代表的是神會的思想。
胡適有此一論,得自於他在巴黎、倫敦發現了敦煌寫本中有關神會的作品,因而論斷《六祖壇經》的敦煌寫本,是最古之本,它的成書出自於神會(或神會一派)的手筆。
不贊同此說的,或贊同此說的,紛紛飛筆馳書,據理攻防,以思維、以論證短兵相接。擺開兩軍對壘的陣勢,筆仗儼然成形,半年之間,把中央日報的副刊版面,喧騰得戰鼓鼕鼕、火光燦然。
錢穆的一場演講,胡適的一個發現,中央日報的一波論戰,辯聲滔滔捲起一江潮,但眞相沈於江底,歷史正在等待水落石出。這時一雙深邃的目光投射進來了。
印順導師靜靜注視著這場靜辯,他沒有動口,他動筆。他覺得「《壇經》代表六祖,還是代表神會的思想?這是個大問題。這一問題的解決,不能將問題孤立起來,要將有關神會的作品與《壇經》敦煌本,從禪宗發展的歷史中去認識、考證。神會是曹溪慧能的弟子,慧能是東山弘忍的門下,所以我擴大了視野:一方面,從東山門下 —- 北宗、淨眾宗、宣什宗的禪風去觀察《壇經》(與神會);從南宗、北宗、淨眾宗 —- 東山門下,探求到東山弘忍,雙峰道信的禪風,再進一步的研究到達摩。一方面,從〈壇經》來看曹溪門下 —- 荷澤宗、保唐宗、洪州宗、石頭宗的禪風。因為注意石頭,也就引起了牛頭宗的研究。這樣的觀察一番,得到了從達摩到曹溪禪的發展,以及禪入南方而引起的蛻變情況。一年來的研究,寫成一部《中國禪宗史》。對我來說,這是意外的,因為我從來不曾想要這樣做的。因為我不是達摩、曹溪兒孫,也素無揣摩公案、空談玄理的興趣。而我竟那樣做了,只能說因緣不可思議!」
導師沒有投入筆仗,沒有在戰局中講話,但是一講,就是一本書。民國五十九年完成的《中國禪宗史》,就是他從一段流水的蕩漾,縱觀了整條河的風光。
道安法師在讀了《中國禪宗史》後,如此形容:「禪的南北宗的傳承系統及禪法內容的種種演變歷程,如乘飛機,鳥瞰山川形勢、城池街道,有一目了然之感。」
而聖嚴法師則彷如看到了綿絲般的論境:「本書的作者,在考證任何一個問題的時候,無不以抽絲剝繭的方式,首先理出一條條的頭緒,舉出最最有力的證據,然後再以結論來剖析他所持的觀點。所以,在其全書二十五開本四百二十七頁之中,均在絲絲入扣的綿密組織之下進行,看來似乎是一氣呵成的樣子。因爲本書提供於讀者之前的,不僅是經過陶鍊之後的寶貴史料,尤其是脈絡分明的禪宗思想的眞實史蹟。所以,當本書出版後,傳到日本佛教學界,很快地受到了普遍的重視。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