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們的社會，是溫情的、關愛的、鄉土的、文化積層過度沉澱的社會；我們的社會祇要有人情，就是山一樣的法律、鐵一般的制度，也曾經過人際千絲萬縷的葛藤，纏得寸步難移、迴腸九曲。「法」這種東西，一經到了我們這種「性情中人」之手，都會變形走樣。
我曾沉思三十年，中國社會的貪污、人情，爲甚麼永難根絕？我們中國的文化，既是如此純厚悠長，爲甚麼不能適應近代的「法治」範式世界，而把中國秩序水平，提撕到整體品質優良的階段？當我少年時，也曾經發生極大懷疑，古老的中國是否須要透過共產黨的血手，來「快刀斬人頭」，割除中國這條血管中的毒瘤？後來發現，卽使絕情寡義如毛澤東，也無能拔除僵死老虎頷下的鬍子。共產社會根本就「無法無天」。
中國的「情理法三分哲學」，在五千年歷史上形成了淡水河下游的「關渡頸瓶」，祗要有山洪海浪，都會形成一次災禍。
「情、理、法」能不能兼得呢——中國的哲學是 —— 天下所有的事物，都要這隻三脚貓的跛子支持，才算功圓果滿。情、理、法三分法，照「會意」精神上講，祗是情與法的變態；「理」這個字，根本就是「法」的近親。而中國文化却把它曲化爲「中介物」。因此，天下事，事事「情、理、法」兼顧，則最後都是弄得「法亡而人情掛帥」。
情理法三分哲學，根本就是中國長期帝王社會的產物，帝王社會最大的惡行，便是一頭矇著眼的怪獸，指揮著一羣狼、狐狸、狗、老鼠、猪的羣體。阿諛、示寵走後門、唯私利是圖、缺法道德勇氣……在這種缺乏任何剛性法治的社會裏，一切要依靠「人情」解決社會問題。所謂它們之中也有「法」，祗是情的附屬，它們不得不建立一套軟性的似是而非的法治，來推動國家這部機器，但是在帝王面前，這些東西，都會像鐵遭遇高熱一般，傾刻溶化成煙。
帝王社會積累達四千多年，每一個人物在這種歷史的心態下，都變成爲情而死的懨懨病夫，無此君一日，則椎心泣血。帝王的社會，透過「情」，可以賣官鬻爵，可以貪污瀆職，可以篡改歷史，可以大事化小，小事化無。有這種包袱，「法」一千萬年也建立不起來。
情理法的兼修社會，根本就是「情」的社會。情與法，這兩個字，根本就是互不相容的東西。試問，以清高宗乾隆來說，他的寵物和珅，貪污所得的目錄，黎東方博士在「細說清朝」一書中幾乎列成幾十頁，如果是一個法治的社會，如何能產生這種怪物？——原因，祗是乾隆寵愛他 ——他矇蔽乾隆一人，那麼天下人都要向他屈膝，你道可怕不可怕！」（確實地講：和珅貪汙案可寫一部「博士論文」。）
當我少年時，爲這個古老而多難的祖國，曾經痛苦地思想，總想不出中國人爲什麼這麼多情，爲什麼政治永難清明，人民永遠是一羣被愚弄的可憐蟲？爲甚麼貪汚永遠腐蝕著這一個國家，恐怕這都不是「改朝換代」可以解決。惟一解決的方法就是「法治」，「剛性法治」、「六親不認的法治」，而不是「情治」。「情理法三分世界」，永遠也走不通。
中國民族的先知先覺，如果沒有堅持「法治」的勇氣，執行「法治」的魄力，我們中華民族永遠也不能列爲品質優秀的國家，中國人民生活，則永難達於人民皆是主人之境！實行「三民主義」，豈是「情理法」社會所能兼容並蓄？活在中國社會裏的人，爲了這一片土，應該洗心革面，祗有建立純然法理的社會，火車才不會出軌，我們才有遠景可待。「法治」之可貴，不是口號，它是高於一切落後的實踐行爲。
我們佛教人，與中國意識同舟共難，其下場何能例外？每讀經中所云佛陀逝世時，留言「我滅之後，以戒爲師」，深味其中至理——佛陀遺訓 ——「不以經爲師，不以論爲師，也不以師爲師，而要以戒爲師」，眞是洞徹千古的教訓。佛教人不能體會這句話，眞是千古的罪人。原來佛陀本是非常「絕情主義」的先知，他所要建立的，是「律法」的社會，在「戒（律）」社會裏，人際關係才會清醇，人的頭腦才會保持清醒。
所謂「寧願老僧墮地獄，不將佛法作人情。」古德之訓，聲猶在耳，眞是令人無限哀傷！
—— 一九八二年二月五日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