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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國六十一年七月，執教於日本大正大學的佛教學者牛場眞玄，來函徵求同意他將《中國禪宗史》翻譯成日文時，還在病中的印順導師覺得：「近代的日本佛學界，能讀我國語體文的太少，所以如譯爲日文，那對日本佛教界，應有較多的影響。這樣，我雖在病中，也就同意了。」
《中國禪宗史》之所以到了牛場眞玄眼前，那雙傳輸之手，就是聖嚴法師。
回首這樁歷史佳話，聖嚴法師打開了記憶的箱篋：「牛場先生第一次看到導師的著作《成佛之道》時，就對中國擁有如此功力深厚的學問，感到無比欣喜讚歎。過去，我與青松法師也曾評價，以印老的學術功力，早該得到好幾個學位。可惜老人家因爲時代背景，既無緣諳熟外文，研究著作也未具現代學術論文的形式。但是，印老一下子就轉變了，眞是了不起啊，《中國禪宗史》一出，就完全具備了現代學術論文的規模。這眞是奇異了，他從無外文根柢，卻能夠看懂日文、運用梵文，且具論文格式，讓我非常驚訝，印老眞不是普通人！這本書被帶到日本，給了牛場先生，他一看，如獲至寶地直歎：終於有一本印順導師的論文可以翻成日文了！」
譯文完成，牛場先生在民國六十一年七月，致函稱歎《中國禪宗史》的精湛，敦勸印順導師以日譯本向日本大正大學申請博士學位。
一位七十多歲的日本老學者，日以繼夜地在三個半月之間，譯出厚達一千多頁的書稿，並期待有一個博士學位的榮耀，來輝照一位中國比丘的佛學成就，這份崇敬學術的盛情，印順導師深深感動了。他不忍辜負美意，寄去有關經歷及著述等等資料，進行申請學位的準備工作。
兩人從未見面，從無私交，因於學術熱情，陌生也如知己。
聖嚴法師不僅樂觀其成，而且來回奔走。「導師本人對這學位沒有多大的爭取意願，」聖嚴法師道出導師當年的心境，「加上當時正逢中日斷交，更讓他無意於此。他對我有言在先，他說自己的國籍是中華民國，如果日本方面視爲等同而寫成中國，那學位他是不想接受的。這一點印老非常堅持。」
當年之所以如此力促導師學位的獲得，聖嚴法師說：「我在日本求學，是不是一定能夠拿到博士學位，自己也不敢有絕對把握。但如果在我們中國人的歷史上，已經有了一位法師獲頒博士學位，我個人得或不得，已經不重要了。」
成功無需在我的無私襟懷，讓聖嚴法師在自己攻讀博士學位的同時，孜孜矻矻爲印順導師的博士學位，努力申辦。二條博士之路在他身上疊合了，那是中國佛教學術上的二道光燦，即將綻放歷史的光芒。
而在牛場先生這一方，同樣鍥而不捨，雖然中日邦交已斷，但他的申請步伐未斷，民國六十二年四月，已完成大致工作，但導師去函表示，希望就此中止。
可是隔日，聖嚴法師來信提及已經繳交申請費，不足之數也已代墊。
因緣至此，似已拍板定案。
五月裡，大正大學函邀導師赴東京面試，導師答覆因健康不佳，無法前往。
民國六十二年六月二十日，授予印順導師文學博士的提案通過。這一年，印順導師六十八歲。
在關口眞大、吉岡義豐、福井康順合著的〈日本大正大學博士論文審查報告書〉中，對《中國禪宗史》提出了如此的評鑑：「本論文，是近代以來從敦煌或其他許多新資料的發現，因而就研究中國禪宗史而言，已進入一革新的階段。以中國學者的見地，將立論的著眼點，放在禪宗的遞嬗過程，是從印度襌『演化』爲『中華禪』，從而形成了一部新的中國禪宗史之研究。
作者以其高廣的視野和淵博的學識立論嚴謹而周密，給禪宗史帶來了新的組織。一如上所列舉，可以看出論者富有創意的新見地，並且提示了富有意義的課題和研究方法。
本論文對於需要究明的本旨，均能妥善的達成，其考證與論述的宗旨亦可稱允當。本論文對舊有的中國禪宗史將可以促成其根本而全面的更新。於是，本論文的問世對於學術界貢獻了一部偉大而卓越的精心創作。」
民國六十二年六月二十七日下午三點，歷史性的一刻在大正大學。聖嚴法師代表印順導師從校長福井康順手中，接受了這項中國比丘有史以來的第一張博士文憑。
代表了中國佛教的光榮，象徵了中國佛教比丘人才國際學術水準的文憑，在這一刻，寫入了歷史。
當聖嚴法師置身學位頒授現場，站在這日本學術界的場域中，他隱隱然覺得是站在中國二千年佛教歷史的長河中，當雙手接過那幀文學博士學位，「我感到就像自己的文憑一樣，好歡喜、好榮耀啊！」
而尙在病中的印順導師，就如此以未赴日本留學、未參加面試的特例，成爲中國第一位博士比丘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