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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順導師的寫作向來有一貫的著眼處，但在民國五十八年，出現了一個意外。
這個「意外」的觸發點，是善導寺的一場佛學演講。
這場演講十分珍貴，寺方邀得國學大師錢穆前來，講說主題是《六祖壇經》的思想。當中，有關《六祖壇經》的作者問題，錢穆的觀點是，此經爲六祖慧能大師所說，由弟子集記。這也是佛學上的傳統看法。
錢穆的講稿發表於中央日報的副刊後，遠遠的，竟有砲聲直逼而來，轟隆一響，爆發了論戰。
首開其端的是僑居日本的楊鴻飛，他引用胡適的看法，認爲《六祖壇經》爲慧能弟子神會所作，代表的是神會的思想。
胡適有此一論，得自於他在巴黎、倫敦發現了敦煌寫本中有關神會的作品，因而論斷《六祖壇經》的敦煌寫本，是最古之本，它的成書出自於神會（或神會一派）的手筆。
不贊同此說的，或贊同此說的，紛紛飛筆馳書，據理攻防，以思維、以論證短兵相接。擺開兩軍對壘的陣勢，筆仗儼然成形，半年之間，把中央日報的副刊版面，喧騰得戰鼓鼕鼕、火光燦然。
錢穆的一場演講，胡適的一個發現，中央日報的一波論戰，辯聲滔滔捲起一江潮，但眞相沈於江底，歷史正在等待水落石出。這時一雙深邃的目光投射進來了。
印順導師靜靜注視著這場靜辯，他沒有動口，他動筆。他覺得「《壇經》代表六祖，還是代表神會的思想？這是個大問題。這一問題的解決，不能將問題孤立起來，要將有關神會的作品與《壇經》敦煌本，從禪宗發展的歷史中去認識、考證。神會是曹溪慧能的弟子，慧能是東山弘忍的門下，所以我擴大了視野：一方面，從東山門下 —- 北宗、淨眾宗、宣什宗的禪風去觀察《壇經》（與神會）；從南宗、北宗、淨眾宗 —- 東山門下，探求到東山弘忍，雙峰道信的禪風，再進一步的研究到達摩。一方面，從〈壇經》來看曹溪門下 —- 荷澤宗、保唐宗、洪州宗、石頭宗的禪風。因為注意石頭，也就引起了牛頭宗的研究。這樣的觀察一番，得到了從達摩到曹溪禪的發展，以及禪入南方而引起的蛻變情況。一年來的研究，寫成一部《中國禪宗史》。對我來說，這是意外的，因為我從來不曾想要這樣做的。因為我不是達摩、曹溪兒孫，也素無揣摩公案、空談玄理的興趣。而我竟那樣做了，只能說因緣不可思議！」
導師沒有投入筆仗，沒有在戰局中講話，但是一講，就是一本書。民國五十九年完成的《中國禪宗史》，就是他從一段流水的蕩漾，縱觀了整條河的風光。
道安法師在讀了《中國禪宗史》後，如此形容：「禪的南北宗的傳承系統及禪法內容的種種演變歷程，如乘飛機，鳥瞰山川形勢、城池街道，有一目了然之感。」
而聖嚴法師則彷如看到了綿絲般的論境：「本書的作者，在考證任何一個問題的時候，無不以抽絲剝繭的方式，首先理出一條條的頭緒，舉出最最有力的證據，然後再以結論來剖析他所持的觀點。所以，在其全書二十五開本四百二十七頁之中，均在絲絲入扣的綿密組織之下進行，看來似乎是一氣呵成的樣子。因爲本書提供於讀者之前的，不僅是經過陶鍊之後的寶貴史料，尤其是脈絡分明的禪宗思想的眞實史蹟。所以，當本書出版後，傳到日本佛教學界，很快地受到了普遍的重視。」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