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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國三十四年抗戰勝利，熬過鼎沸八年，中國子民用的是苦與難；而印順導師，用的是 ‘病‘ 與 ‘書‘。「我那時，似乎從沒有離了病，但除了不得已而睡幾天以外，又從沒有離了修學，不斷的講說，不斷的寫作。病，成了常態，也就不再重視病。法喜與為法的願力，支持我勝過了奄奄欲息的病態。」四川八年，對印順導師的思想及未來一切，有著最重要的意義。
戰後東返心切，從民國三十五年春天離開四川，一路迂迴，一身病苦，一年僕僕風塵，抵達上海時已是民國三十六年，三月六日晚上，印順導師前往玉佛寺的直指軒，禮見了太虛大師。
幾枝梅花來吧！」
烽火之後，師生重逢，本應欣喜難言，但太虛大師爲了佛教，顯得滄桑而沈重。
當印順導師要往杭州靈峰，太虛大師交代他：「回來時，折幾枝梅花來吧！」
一別不過幾天，電訊傳來，太虛大師病重，過世了！那梅花之約，竟成了最後的囑咐。
梅香帶路，帶印順導師走向與老師親近的最後一程路，「我折了幾枝靈峰的梅花，與大家一起到上海，奉梅花為最後的供養。」
爲編纂《太虛大師全書》，被公推負起領導之責的印順導師，住進了雪竇寺。
雪竇寺，是他在民國二十三年第一次禮見太虛大師的地方；十三年後，太虛大師走了，而他將在這裡爲老師做最後一件事；藉著文字，重溫老師的一生。
也重溫自己與老師的因緣。
太虛大師與印順導師來自同鄉，俗家祖籍都在浙江海寧，喝著同一條江水長大。印順導師出生時，十七歲的太虛大師已是個青年僧人；印順導師初入佛門，太虛大師已從寰遊歐美弘法八個多月的旅途歸來，正於大江南北推廣佛法理念與佛教改革。
於印順導師，太虛大師這個名字如雷貫耳。他在家時讀到的《居家士女學佛程序》；他初探佛學的閩南佛學院；他寫作第一篇文章〈抉擇三時教〉時所應用的融貫技巧 ……，都有來自太虛大師的薰香。
於太虛大師，印順導師仗理直言的性格他早就看出，感覺這年輕人才具不凡，就是身體弱，特意寫信囑咐大醒法師多加關注。
一個是佛學院院長，一個是佛學院學生，這師生倆，這兩位先後主導中國佛教思想的大師，謀面之前，已先在文章中、義理上，結了緣，對上了話。直到民國二十三年，雪竇寺裡兩人初見。
後來，作學生的印順導師要出書了，身爲老師的太虛大師爲他寫序。
學生寫了文章，顯露出與眾不同的觀點，老師也不看作是佛教的破壞者，都採用了刊登出來。偶爾批加評語，老師也總是言簡意深地勸著，「不可刻畫太甚」，「也可以不必這樣說」，「點到爲止」。
太虛大師於言論自由、思想自由的精神，對好學者的鼓勵、容忍異己的雅量，使印順導師深刻體會了老師宏大的胸襟。
過去兩端牽繫，永遠是思想與文字；而今冥陽之隔，就憑藉著編纂，讓思想與文字成爲永遠。永遠的懷念從印順法師的筆端流瀉：「大師的事業，我無力主持；大師的遺物，我無力保存；大師的舍利，我無法供養。在大師門下，我是那樣後起，那樣的障重福薄，那樣的執拗。我不是上首迦葉，不是多聞阿難，更不是代師分化一方的舍利、目連。我只是，但求依附學團，潛心於佛法的孤獨者！只是辜負大師深恩、勞煩大師而不曾給予助力者！」這是印順導師在大師圓寂七周年時，對前塵的憶述：「（編纂全書）有大醒法師供給膳宿，這才在大局如火的動亂中，草草地完成。我避難到香港，寫了大師年譜。來台灣以後，又因為大醒法師久病，暫時負起大師創辦的海潮音社長名義。這些，在我想來，多少是給我報恩的機會吧！」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