四、匡謬篇
梁武帝亡國與信佛無關
或者曰：印度之亡與佛教無涉，印度之復興乃得力於佛教奮鬥無畏之精神有以致之，固已知之矣。我國梁武帝，屈儒棄道而崇佛；且三捨身爲佛奴，受菩薩戒，建寺度僧，廣修功德。虔誠奉佛如梁帝，於歷代崇奉佛教之帝皇中，恐無有出其右者；奈何而佛無靈之祚祐其國，竟遭覆亡，且其自身餓死於臺城。足徵佛之不可信，信亦無裨於國事民生者也！此歷史事實俱在，師縱具雄辯，其將何以解千古之惑而釋群衆之疑耶？
釋道安曰：子言謬矣！古今無不亡之國，世界無不死之人。豈古今中外亡國者，皆因信佛然耶？子何不思乃耳！子之所言，毋乃勇於武斷！雖然，茫茫人海，誰爲智者？擾擾塵寰，孰是通人？振聾啓瞶，解惑釋疑，莫逾於辯。吾豈好辯哉，實不得已耳！
人之體魄強弱，生命夭壽，事業成敗，莫不有其所以強弱、夭壽、成敗之必然原因所在；一個國家之興亡治亂，亦莫不具有極其複雜之因果關係者。若唯憑主觀單純之直覺，不加精密之研究，透闢之推理，而遽然即加以肯定的批判；豈不是自甘陷於膚淺無知，必失之於狂妄孤陋寡聞；然世之狂妄無知者，比比皆是，故千古眞正是非之辯，彷彿鄭人之分鹿。
茲爲剖視梁武帝亡國之根本原因，分成三點檢討：一、政治之成敗；二、奉佛之得失；三、客觀之批判。政治之成敗分二：（一）成就方面；（二）失敗方面。
政治之成．敗
成就方面
梁武帝是怎樣取得政治領導權的 國史上有所謂南北朝者，即東晉後之宋、齊、梁、陳四朝。此四朝的人均據南方之建康（南京市），史家稱爲南朝。南朝起於公元四二〇年至五八八年。與南朝所對稱者爲北魏（東魏、西魏），北齊、北周，因北魏等朝的人地均據於北方，史家稱之爲北朝。北朝起自公元三九六年至五八一年。梁武帝就是南朝中梁朝的開闢者。
梁武帝究竟是怎樣取得了齊國政治領導權的？他是不是齊國皇帝的子孫呢？梁武帝本姓蕭，名衍，字叔達，原與齊國皇帝蕭寶卷是同族的；而且是漢高祖建國時論功第一蕭何丞相第二十四世的孫子。他仕於齊，已做到雍州刺史，鎮襄陽，都督軍事，權位極高了。因寶卷殺了他的兄長蕭懿，他乃藉端興兵，一直打到建康。當他到了建康，寶卷已被王國珍所殺。
衍便迎立寶卷之弟寶融即位，是爲和帝。和帝既受了衍的擁戴之恩而做了齊國的皇帝，於是拜衍爲大司馬，都督中外軍事，位相國，總百揆，揚州牧，封十郡，爲梁公；齊中興二年（公元五〇二年）二月，詔梁公進爵爲王，和帝對他不為不厚。可是，得隴望蜀，乃人類「俱生我執」先天私我之本能，亦爲權利境界愛，貪慾心理所必然者。衍之至此，可謂貴極位祿，權傾國都。
然他總覺得不甘於一人之下，橫直一切由他，何必自陷自屈？於是他那傳統的英雄思想，封建皇帝的意識形態，趁此機會一齊發作起來，眞是水到渠成，不費吹灰之力，率性把由他一手創立的傀儡和帝廢掉，改齊爲梁，痛快地做起皇帝來，豈不更好嗎？
衍本「英達有文學」，識史書的通人，豈有不知孔子作春秋，亂臣賊子懼，以臣弒君的輿論制裁嗎？所以他初用假仁假義的詐術，立寶融爲和帝，欲掩天下人的耳目而已。衍篡謀的實際經過情形，史書是這樣寫的：「衍，内有受禪之志。沈約進曰：『齊祚已終，明公當承其運，雖欲謙光，不可得已。』衍曰：『吾方思之！』約曰：『公初建牙樊沔，此時應思；今王業已成，何所復之？』衍然之。」
衍，內有受禪之志，可見篡位野心，早已暴露出來，還假裝吾方思之。《南史》稱：「歷事三代，該悉舊章，博物洽聞，當時取則；然自負高才，昧於榮利，乘時取勢，頗累清談；及居清談，及居端撥，每進一官，輒殷勤請退，而終不能去。用事十餘年，未嘗有所薦達！政之得失，唯唯而已。」毫無用處的沈約，卻聰明起來，看透了衍篡位的野心；而事實上，齊國所有一切軍政大權都操於衍之掌握中。
於是他用謀士的姿態，慫恿阿諛的詞令，勇敢的勸衍篡位。初則曰：「齊祚已終，明公當承其運，雖欲謙光，不可得已！」次則曰：「公初建牙樊沔，此時應思，今王業已成，何所復之？」何不勸衍以功臣興齊朝，以振大漢之聲華，而偏扇動其侵略野心之勃起，是何用心？
「四月，梁王衍稱皇帝，廢齊王（和帝被降爲巴陵王，故史此處稱齊王）爲巴陵王，遷太后於別宮，封拜其功臣有差，逐弒巴陵王於姑孰，齊御史中丞顏見遠死之。」史自釋云：「梁主欲以南海郡爲巴陵國，徙王居之，沈約曰：『不可！慕虛名而受實禍。』梁主乃使所親鄭伯禽詣姑孰，以生金進王。王曰：『我死不須金，醇醪足矣！」乃飲沈醉，伯禽就摺殺之！御史中丞顏見遠，不飲，數日而卒。梁主聞之曰：「我自應天從人，何預天下士大夫事？而顔見遠乃至於此。』」
蕭衍一假再假，欲以和帝爲巴陵王，以南海郡爲巴陵國，從他居之，以為如此，可不使齊絕宗嗣，且能掩天下後世人之耳目，經沈約一說「不可！慕虛名而受實禍」時，全無自主之能，又叫親信鄭伯禽殺之。顏見遠絕食自殺而死，還厚起面皮假裝湯放桀，武伐紂的聖賢自居說：「我自應天從人，何預天下士大夫事？而顏見遠乃至於此！」的一類掩耳盜鈴欺人的廢話。好了！齊王也殺了，而他的孤臣孽子也自殺了，齊朝一切後患，業經斬草絕根，可以安穩做皇帝。梁武帝的政治權位就是這樣不仁不義而得來的。
梁武帝所施的仁政 梁武帝於公元四六三年，為皇時（公元五〇二年）才三十八歲，正是血氣方剛大有作爲的時候；而且是個書家子弟，較之寶卷、寶融二人，當然長得多了。他想大大地有所作爲，為國家人民做一番事業，所以他即位後，大修文教，廣行仁政。在史家筆尖之下，給他寫下光榮之一頁。
欲治理國家大事，而且要想治理得更好的話，唯一的先決條件莫過於選賢任能；欲為民衆服務，其急要莫過於先求民隱，雪伸民冤。所以梁帝即位後，次第舉辦了幾件很重要的仁政。這些仁政，不僅在一千五百年前是難能可貴的，就是在二十世紀今日的民主國家社會裏，還值得向他學習之必要。他的仁政分五點略述於下：
一、設謗木肺石函博采群言——「梁主詔公車府設謗木肺石，各置一函；若食肉者莫言（食肉者，即有祿位的官，不為言之於上也），欲有橫議，設謗木函；若有功勞才器，沈冤莫達者，投肺石函。」謗木亦名誹謗木或華表，堯、舜之世，設諫鼓、謗木於朝廷，所以明目達聰，博採群言，盡極下情上達於政府之意。換言之，即皇帝准許民衆告密，或採納民意直接對政府和官員不滿的指陳。
肺石，出《周禮》，以肺石達窮民。這兩種彷彿於現在之意見箱和告密箱。這種作風，到了漢代就廢除了，現在梁武帝又重新設立起來，只要不是驚名失實的話，大開言路，人民與政治是有益而無害的。可惜不能持之以恆，如能始終如一，實踐所言，則其國必不亡之於本身。
二、以子四爲諫官——丙辰（公元五三六年）四月，梁以江子四爲右丞，子四上封事。梁主詔曰：「古人有言：屋漏在上，知之在下，朕有過失，不能自覺，子四所言，尙書時加檢括，速以啓聞。」他做了三十多年皇帝。仍在不斷的檢點自己過失，比現在做上帝兒子唯我獨尊隔何止天壤！
三、關懷民瘼——「馮翊吉翂父，為原鄉令，為姦盜所誣，逮繫廷尉獄罪當死。翂年十五，撾登聞皷，乞代父命。梁主以其幼，疑人教之，使廷尉卿蔡法度訊之。翂曰：『囚雖愚幼，豈不知死之可憚，顧不忍父極刑，故求代，此非細故，奈何受人教耶？』法度乃更和顏誘之，終無異辭。法度以聞，上（梁武帝）乃宥其父罪。」這裏可謂仁慈恩孝之至。此事雖小，亦足見其關心民瘼之一斑。
四、疏簡刑法——「梁王敦尙文雅，疏簡刑法，自公卿大臣，咸不以鞫獄爲意！」這未免濫於法度。
五、祭宗廟廢除牲口，改良風俗——「丁酉（公元五一七年）四月，梁詔以宗廟用牲牢，有累冥道，宜皆以麵爲之。於是朝野喧譁！以宗廟去牲，而薦之以蔬果麵食，乃是不復血食。士大夫反對無效，梁主竟不從。」這在一般固執腐儒們，在史書上對梁帝此舉，乃大加異議，什麼仁不仁辨在義利之間啦，武帝以不愛及其所愛啦。
這不愛但實踐了孔子親親而仁民，仁民而物的仁慈博愛的宗旨，而且比見牛未見羊也的梁惠王還來得乾脆而徹底得多。孟子謂：「君子之於禽獸也，見其生不忍見其死，聞其聲不忍食其肉，是以君子遠庖廚也。」這種仁者，物我渾然一體之旨，梁武帝得之而又行之矣，而行儒排佛者曰：不可！溺於佛氏之說，求來世福報，是誠何心哉？
梁武帝對於教育文化之貢獻
一、定正雅樂─——梁武帝即位八月，即詔「定正雅樂」。
二、置五經博士，立州郡學——即位第四乙酉（公元五〇五年）年正月，「梁置五經，立州郡學」「梁主雅好儒術，以東晉、宋、齊，雖置國學，而無講授之實，乃下詔曰：「二漢登賢，莫非經術，服膺雅道，名立行成；魏、晉浮蕩，儒教淪歇，風節罔樹。
抑此之由，其置五經博士，廣開館宇，招納後進，給其餼廩；其射策通明者，即除為吏。』又選學生，往雲門山，從何胤（何尙之子）受業。命胤選經明行修者以聞；分遣博士祭酒巡州郡立學。」梁武帝崇興教育，於此可見一斑，若與他同時的魏世宗皇帝比，眞不可以道里計了。
茲錄綱鑑文，以資對照：「時，魏主專尙釋氏（佛教）不事經術。中書侍郎裴延儁上疏曰：『漢光武、魏武帝，雖在戎馬之間，未嘗廢書。先帝遷都行師，手不釋卷！良以學問多益，不可暫輟故也。陛下親講大覺（佛經），塵蔽俱開；然五經治世之模楷，應物之所先，伏願互覽兼存，則内外（內即佛學，外即儒學）俱周矣。」弗聽！」
三、立孔子廟五月，梁初立孔子廟。初立，前代未有者。於此，足見梁武帝之尊孔崇儒了。
四、事衣冠禮樂爲士大夫所歸——魏朝高歡傍觀說：「蕭衍專事衣冠禮樂，中原士大夫望之，以爲正朔所在；我若不相假借，……士子悉奔蕭衍，人物流散，何以爲國？」梁朝文風禮樂之盛，不但梁前之齊朝所未有，即與梁朝對峙之魏國，亦望塵莫及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