四、匡謬篇
梁武帝信佛之得失
政治之成．敗
失敗方面
上面已將梁武帝對於政治——仁政、教育、文化等——稍有成就方面說了一個大概，現在要講到他在政治失敗以至亡國方面來了。
我嘗想：無論是怎樣的一個團體，小而家庭、工廠、商會，大而一個國家的政府，它的成功和失敗，興衰或存亡，其責任全視其領袖及其團體中之中堅份子忠誠、賢能、團結與否以爲斷。其領袖若賢而能，復善於領導，利用其中堅忠誠之智囊團，其成功必無疑；若其領袖缺乏領導之能而有用之明——賢，知自之短，取彼之長，選賢任能，如清之末葉，善用曾國藩者，其亦必成功無疑。
若領袖無能自以爲萬能，強不知以爲知，又無知人善用之明，而其所棄所惡者都是賢能忠誠之士，所取所用者均屬庸奴奸細阿諛之輩，剛愎自用，一味獨裁而無獨裁之能，像這樣的人來作領袖，以領導團體或全國政治，那必然是非歸於失敗不可的。我想為領袖者，只要具備知人善用，襟懷闊大就夠了。能知人善用，必忘私蔽；忘私蔽，其所行所為必大公無我；大公無我，則必然會實踐選賢任能，必不用阿諛庸奴奸細之小人；能選賢任能，則其團體或國家必定會強盛。
能襟懷闊大，始可以容納異己之賢能；凡是賢能之士，其見識、思想、性嚴、駢氣，必卓越高人一等，而其所思所行必優異於衆及我者，其意見洞達事理或與我有相左者；高左之士，非有闊大之襟懷而不能容納；不能襟納高左之人才，怎能置國家於強盛之域？
梁武帝，襟懷似乎闊大，而獨裁寡斷，乏知人善用之明。所以奸細忠貞而不辨，賞罰而不明，不克虛心下士，以納忠貞謝主、博歧等勸諫，杜弼等國際輿論，而專聽信奴才朱異之言，誤用蕭正德奸細貪汙無能之輩；又迷信於夢，輕納東魏叛臣侯景；拘小忘大，昧於民情；對於當時之國際情勢，亦多漠不關心加以研究和瞭解。此其所以失敗而至於亡國者。茲略加剖析其失敗亡國之原因於後：
無知人之明——輕納侯景 梁武帝的政治怎樣會失敗？國是怎樣亡的？聽信朱異，輕納侯景，是其亡國必然的結果；而政治之腐化，侯王之不忠，奸細當權，不納忠諫，貪官污吏，驕奢淫逸，白晝殺人而視若無睹，聽若不聞，諫者反被切責，諱疾忌醫，凡此種種，是其亡國之根本原因。
一、侯景其人——侯景，字萬景，朔方（今黃河以南鄂爾多斯後旗境）人，右足偏短，弓馬非其所長，有脅力而多謀算。初爲成兵，後魏（卸東魏）時，從爾朱榮，榮用他爲定州刺史。後高歡為魏丞相，討爾朱氏，侯景復以衆投降於高歡（第一叛）。魏諸將高敖曹、彭樂等，皆勇冠一時，景常輕之。常言於高歡前曰：「願得兵三萬，橫行天下；要須濟江，縛取蕭衍——梁武帝——老公，以爲太平寺主。」高歡使將兵十萬，爲司徒行臺，專制於河南。
景素輕高歡世子高澄，嘗曰：「高王──歡──在，吾不敢有異，王沒，諧不能與鮮卑小兒──高澄──共事矣。」高歡病篤，召景，景慮被禍，不敢赴，同其行臺郞王偉計擁兵自固，及歡卒，遂以河南降北魏（第二次叛變）；而北魏以侯景爲太傅大行臺。此乃丁卯（公元五四七年）事也。二月，侯景復以河南叛附於梁（第三次叛變），梁更封景爲河南王。其時景為東魏高澄部下慕容紹宗所敗，不能自存，梁遣兵援之。
次年（公元五四八年），旋舉兵反梁（第四次叛亂），圍建康，陷臺城，武帝被逼餓死，侯景自立爲漢帝。己丑（公元五六九年），景爲其都督羊侃之子鵾所殺（鵾，景小妻之弟），傳首江陵，暴屍於市，市民爭取食之，並骨皆盡。其行臺郎王偉等，亦爲湘東王蕭繹誅之於市。其結果竟如此！
二、高歡論侯景———東魏大丞渤海王高歡論侯景，謂其世子澄曰：「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，常有飛揚跋扈之志，顧我能畜養，非汝所能駕御也。堪敵侯景者，唯有慕容紹宗，我故不貴之，留以遺汝……。」高歡眞有知人之明。戊辰梁太清二年（公元五四八年），敗初叛之侯景者，果爲紹宗。〈北史〉載：「紹宗討侯景於渦陽，時景軍甚盛，初聞韓規、高岳往，俱輕之；及聞紹宗至，拍案曰：『誰敎鮮卑小兒解遣紹宗來？若然，高王未死耶！』及與景戰，紹宗麾兵徑進，諸將從之，大捷。」當紹宗兵追及侯景時，侯景慌懼甚，忽生計，使人謂紹宗曰：「景若就擒，公復何用？」紹宗乃縱之。由此，知侯景並非了不起之將才，同時亦知紹宗並非忠心於高澄滅叛賊也。
梁武帝輕納侯景的兩種因素 丁卯（公元五四七年）梁太清元年，先是正月乙卯，梁武帝夢中原牧守，皆以地來降，旦見朱異，告之。異曰：「此宇内混壹之兆也。」及侯景遣丁和來上表：「言臣與高澄有隙，請舉十三州內附。」丁和稱景定計，實以正月乙卯，梁武帝愈神之，召群臣廷議。僕射謝舉等曰：「頃歲與魏通和，邊境無事；今納其叛臣，竊謂非宜！」武帝不以爲然，他說：「得景，則塞北可清，機會難得！」然意猶未決。
嘗獨言：「我國如金甌，無一傷缺，會受景降，詎是事宜？」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之朱異揣知武帝意，勸納之，於是決意納景。這樣納景，一是夢得神奇；一是朱異勸他。武帝無謀略，乏深思遠慮之計，頭腦簡單，且無判斷力，故不納謝舉之言而聽朱異一面阿諛之詞。又不察侯景已三叛其故主，豈有能屢叛其故主，而獨不能叛我耶？何況國家大計而不以理智斷定其可否，而神奇憑於一夢？如此無能又無知人之明的梁武帝，居然做了四十八年太平皇帝，寧非奇事！
師出無名屢失睦於鄰邦 當侯景叛附於梁，東魏尚未及聲討；而梁武帝下詔，反大舉兵以伐東魏；若果東魏先梁出兵，討侯攻梁，而梁迫於抗戰，則梁師出有因；今……（此章節尚有內文，請閱原書）
梁武帝信佛之得失
梁武帝捨道崇佛熱情之一幕
梁武帝的夢之誘惑 人非大覺，焉曉大夢。佛號大覺，其餘菩薩、羅漢、聖賢天人等，皆處於醉生夢死之輪迴中，號人生如戲、如夢，又有何不可？莊子〔齊物論〕說：「覺，而後知其夢也；且有大覺，而後知此其大夢也。」成玄英疏云：「夫擾擾生民，芸芸群品，馳鶩有為之境，昏迷大夢之中，唯有體道聖人，朗然獨覺，知夫患慮在懷者，皆未寤也。」
然則誰無患慮在懷？烈士殉名，小人殉利，故患慮也；為智仁勇之三達德而奔忙者，恐功德言三不朽而慮不能成者，又何嘗能達到忘患慮在懷之放心功夫也。何況人之生也而不知何所從來，是爲醉生；人之死也而不知死又何往，是爲夢死。故至人以生死爲大夢，超生死爲大覺，然則誰又能超生死以達於無生之大覺境地也哉？觀〔南柯太守傳〕，廬生之黃梁夢，莊周之夢爲蝴蝶等，又皆類梁武帝之迷夢未寤者也。
當梁武帝之夢中原牧守，皆以地來降。旦見朱異告之，異曰：「此宇內混壹之兆也。」及景遣丁和來上表，「請舉十三州內附……梁主愈神之」，因迷信此一夢而納叛臣以招至亡國。當武帝之入佛捨道教也，亦爲夢所誘引。天監元年（公元五〇二年）帝夢釋迦檀像入國（天竺優填王所造之旃檀佛像），乃遣郝騫、謝文華等八十人，往西竺──印度求之。
天監十年（公元五一一年），像至，率百僚迎入太極殿，建齋度人，大赦斷殺，凡弓刀，並作蓮花塔形。弓刀原爲衛國以懲不法者，豈易以蓮華塔形，即不誅奸抗敵乎？何況一夢耳，即遣八十餘人去求佛像，豈不知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；若見諸相非相，即見如來之理？何不將此八十人十年之資用以濟孤苦無告者，以符佛慈悲之德也。不濟其本，專務其末，顛倒孰有甚於此者！
于陀利國，遣使入貢云：「其王夢異僧曰：東土有聖王── 暗指梁武帝──出，十年之後，佛法大興。」武帝已夢，于陀利國王又夢，如桴鼓相應何奇耶？這更使他對佛教發生熱烈的信仰。
天監二年（公元五〇三年）帝嘗夢神僧曰：「六道四生，受苦無量，何不作水陸大齋，普濟群靈？」帝乃披覽藏經，創製儀文，三年乃成。天監四年（公元五〇五年）二月十五日遂於金山寺修供，命沙門僧祐宣文，大彰感驗。又梁帝初為雍州刺史時，夫人郗氏，性殘妒，亡，化爲巨蟒，通夢求其拔救之說，於是造慈悲懺法十卷，今之〈梁皇懺〉，爲佛門經懺之開始。
此不但無益於國計民生；且成爲千百年來專門超薦死亡的鬼，或死人的經懺佛教之作俑者，遺毒佛教於無窮！國人稱今日中國佛教之在社會唯一的表現是超薦死亡喪事的一面，對於婚禮，及政府大慶典，如總統就任等，皆不須佛教；遠不如歐美宗教，上至國王的登極，下至婚喪等，莫不感覺迫切的需要。豈知梁帝之二夢，至今遺害佛教徒梁皇、水陸經懺之大夢猶未寤，良堪悲也。武帝之夢還多，姑止於此。他崇佛之誤，除接受歷代皇帝信佛之啓發以外，神奇的夢，確爲他信佛原因之一種。
梁武帝棄道入佛的一幕 四月八日（天監二年）帝於重雲殿，親製文，率文武群臣士庶二萬餘人，發菩提心，永棄道教。其宣誓詞曰：「願使未來生世（不能把握現實，希望來生，大錯了也），童眞出家（現在出家難道缺汚什麼？童眞又多些什麼？根本不知眞理是不生不滅，不增不減，不垢不淨，不常不斷，無取無捨的；今捨不了帝位的尊榮，五欲的快樂，說什麼來世，童眞入道？眞是活騙鬼！大丈夫，要捨就捨，要放下就放下；如釋迦太子，說出家立即出家，又何必說什麼願使未來生世，童眞出家），廣弘經敎，化度含識，同成佛道；寧在正法中長淪惡道，不樂依老子暫得生天。
同年十一月，敕公卿百僚侯王宗族，並棄道敎，捨邪歸正。」並在他登位第十六年（公元五一七年）敕廢天下道觀，道士皆返俗。道教旣普遍爲人民所信仰，當時勢力之大，教徒之多，不想可知。信仰宗教，追求知識，原爲人民意志之自由，雖帝皇亦不應強求士民信仰意志之自由者。何況身爲一國之元首，受國人之擁戴，如此壓制道教，則務必使信仰道教之士民，勢必反應極爲惡劣不可！
縱因帝皇霸道勢力所制，然非心悅誠服，則政府失去全民中一部分之擁戴，智者所不爲！尤可怪者，佛教素以慈愛、平等、和忍爲主，其容忍寬宏大量，遠非道教思想可比。梁帝此舉，未免帶有一種狹隘之仇恨意識，不但與元首身分不合，亦有乖佛教重感化之美德也。梁帝若以佛敎眞理與道教相比較，俾二敎知識分子研究討論其得失，理勝者爲師，劣者屈爲徒，帝本身不參加意見，則道教徒必不仇佛教，亦不恨也。
魏之滅佛教，全由於道教徒得勢之故；此後三武一宗毀佛之法難，未始非植禍根於梁帝者也。梁武帝崇奉篤信佛教之熱情可取，而其缺乏深謀遠慮之政治頭腦，及不了解人民宗佛信仰之崇高心理，似亦無可諱言者。君子小人，風草之喩，梁武帝失之多矣。
梁武帝信佛後之生活
私生活 《鋼鑑》云：「自天監中，用釋氏法，長齋斷魚肉；日止一食，唯菜羹、糲飯而已。身衣布衣，木棉自帳，一冠三載，一衾二年。後宮貴妃以下，衣不曳地（五十便絕房事，不作樂），性不飲酒，非祭祀饗宴，及諸法事，未嘗作樂；雖居暗室，恆理衣冠正坐，盛暑未嘗褰袒；對內豎小臣，如遇大賓。」這幾乎過的出家人如律生活，受佛教戒律及大乘不食衆生肉的思想所影響。
〈佛祖統紀〉卷三十七載：「天監六年（公元五〇七年）上集諸沙門，製文立誓，永斷酒食（肉食），其誓詞略云：弟子蕭衍，從今已去，若飲酒放逸，啜食衆生，乃至乳蜜酥酪，願一切鬼神，先當苦治弟子，將付地獄，衆生成佛，猶在阿鼻（地獄名）！僧尼飲酒食肉，亦應如此加治。又云：是時復集僧尼一千四百四十八人，於華林殿，請法雲法師講《涅槃經》中『食肉斷大慈悲種子』之文，上親席地與衆同聽。」
他在太清元年（公元五四七年），想以帝皇齋戒之身爲表率，並利用政治力量去改變當時一般有勢利而生活不上規律，過於奢侈的法師僧侶們的行爲，乃有欲自卸僧官維任法侶之舉，可是受了許多信任有力的僧侶所包圍，卒莫可如何。〈統紀〉上有：「時釋子多縱逸，主僧不能制；帝欲以律行僧正事。詔下，藏法師（開善寺智藏，梁三大法師之一）執不可！帝不能奪。
藏謂衆曰：『衣冠子弟十輩，豈能俱稱父意；今糅雜五方之衆，而欲以一己好惡繩之，可乎？」帝自受具戒，寢處略同沙門；雖宮 禁亦恣僧遊覽。一日，藏師竟御登座，左右訶之！藏曰：『貧道定光金輪之裔，寧愧此座？倘欲見殺，不慮無受生處。』帝特令不問。」僧人之驕逸而踰法度，誰令致之然耶？
武帝所信仰之僧侶多無識者 武帝時，光宅寺之法雲，《法華》獨步；莊嚴寺之僧旻，特善《涅槃》；開善寺之智藏，馳譽《勝鬘》。而稱梁代三大法師。其餘如慧約、寶誌、寶亮、慧超（爲壽光殿博士）、雲光等，皆常出入禁中，受帝恭敬供養，他們除講經發揮一經一論之義學外，其修養不足以化同儕；且爲利動昏心，澆波之儔，肆情下達者作掩護。
這些因齊梁二朝帝皇大弘佛法，致使他們離山林而來都邑，玄談而不能恬淡，又不為兼濟之事行，勢必流於不堪。然此現象，均承兩晉清談虛玄之風，致使社會流於文華奢靡，聲色逸樂；而佛敎亦失其恬淡清高之風，與世浮沈，誠一白衣（武帝）之不若。彼輩既不克紹隆佛種，亦不能淑世善群，移風易俗，到不如明之朱元璋、姚廣孝、劉秉忠之流，不失其為敎之功，及恬淡清高之風度。
彼輩既無益於國家民族，亦無裨於梁帝個人之身心。專以布施供養修寺功德以動福德之思，而未嘗以民瘼國事曉之。否則，梁武帝必不至專以設無數次無遮大齋，三捨身於同泰寺為佛奴，而兒戲國事也。昔宋文帝（南朝）於元嘉元年（公元四三〇年）對功德鎧（求那跋摩）曰：「朕欲齋戒不殺，迫於徇物，不獲於志。」鎧對曰：「帝王、匹夫，所修各異，匹夫身賤名劣，言不令威，若不克己，將何以濟？
帝王以四海爲家，兆民爲子，出一嘉言，士民咸悅，布一善政，人神以和。則風雨應時，百穀滋茂。如此持齋，德亦大矣。寧在輟半日之餐，全一禽之命，然後弘濟耶？」帝歎曰：「俗迷遠理，僧滯近敎，如法師之言，可謂近天人之際。」吾故曰：「梁帝所信仰之僧侶多無識者。」此也。
兒戲帝皇身 梁書載梁武帝四度捨身同泰寺出家爲三寶奴，每一次均由群臣以錢一億萬作奉贖之資，這簡直是變戲法。要出家，率性犧牲尊榮的帝位，將帝位讓予太子；否則，若欲到山寺中去度幾個月清閑假期或探討佛法，亦可將國事付託重臣。第一種能做到，是眞學佛；後者能做到，不失爲大政治家的風度。此之不圖，奈何以兒戲、偽裝手法出之。萬一群臣不贖，豈不鬧成天下後世之大笑話嗎？史書寫他四次捨身道：大通元年（公元五二七年），帝駕幸同泰寺捨身，群臣以錢一億萬，奉贖皇帝歸宮。
「中大通元年（公元五二九年）九月，京城大疫。帝於重雲殿，為百姓設救苦齋，以身爲禱；復幸同泰寺，設四部（出家之比丘、比丘尼，在家學佛之優婆塞、優婆夷稱四部弟子）無遮大會。披法衣，行清淨大捨，素床、瓦器，乘小車。親升法座，為衆開《涅槃經》題，群臣以錢一億萬奉贖，表請還宮，三請乃許。皇帝設道俗大齋五萬人。」第三次捨身是：
「中大同元年（公元五三五年）九月，帝幸同泰寺，講《金字三慧般若經》，行清淨大捨，皇太子群臣，以錢一億萬奉贖歸宮。是夜，寺浮圖災（古時天火曰災）。上曰：『此魔所爲也。』乃詔曰：『道高魔盛，行善障生。』遂更起十二層浮圖。」第四次捨身是：
「太清元年（公元五四七年），帝幸同泰寺，設無遮大會，行清淨大捨。升妙嚴殿，講《金字三慧般若經》。群臣以錢一億萬奉贖歸宮。」
梁帝四度捨身，均在同泰寺。第一次捨身不明；第二次捨身講經，原因是京城瘟疫流行。死相枕藉。梁主乃發大慈悲之心，到寺裏去為祈禱。想仗佛之威靈，驅逐疫鬼瘟神。殊不知疫乃由於不衛生而發生之傳染症，照理應實行用醫藥去救急，梁主捨正途不由，而偏迷信於祈禱，而忘孔子禱久矣而無用。梁主把佛陀當作萬能的神，而忘掉人生因果眞理，眞是愚不可及了。
他捨了身，然後為大家講《涅槃經》。第三、第四兩度，也到同泰寺去捨身講經。他做了人皇，宮中生活過得久了，有點兒作膩，不如到寺裏去對四衆們講講經，暫換人皇做法王，高登法王寶座，換一換天天相對的群臣朝議胃口罷了。他那裏是眞心捨身出家做三寶奴呢？捨是棄掉不要，還可以贖回宮中，這是人情何等的易做？他為何不想一想佛教教主，半夜偷離皇宮，後來他父皇專派五個大臣去勸他回宮，他睬也不睬，那才像個出家捨離一切眞心為道的樣子。
梁帝性僞，雖學佛，仍無法去其虛偽之習性。明明是他到同泰寺，寺衆忙碌，燈火千萬，徹夜不停，忙個不了，照顧不了，因不小心而致失火成災的。而他偏要說：「此魔所為也。」又說什麼「道高魔盛，行善障生」一類廢話，反而更建十二層的大廈。他每次的濫用國庫，及群臣三億萬，試問這些錢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？史載天監四年（公元五O五年），稱「梁大有年，米斛三十錢」。斛是十斗，相當台秤一百三十斤。只賣三十錢一斛的米價。
照目前算，一百三十斤，至少要二百三十元臺幣才買得到，但在當時三十錢，等於三十年前一角十分中之半分銀幣還不到，而實際當時的三十錢等於現在二百三十三元新臺幣。他捨了就算了，為何叫太子群臣們花費許多錢去贖他？究竟是誰將他出賣或典押的呢？一些兒道理也沒有，他還做得津津有味，這難道不是兒戲帝皇身麼？
眞理的追求 講經和聽經。「梁主為人，孝慈恭儉，博學能文，尙文雅，英達有文學。」史書不斷地稱讚梁武帝。而太子昭明，亦長於文學，好佛有父風，不幸短命。梁帝由儒而道而佛，學佛後，潛心於佛教眞理的探求。所親近之知藏、僧旻、慧約、法雲等有名法將，而其所聞的如：涅槃、勝鬘、法華、般若、成實等經論，亦非止一次；亦非登極後之事。
而其幸於同泰寺所講者，亦在十次以上，有時竟住三個月之久。可見梁帝於佛學足有研究者。其所作有關《般若》、《涅槃經》新注疏，達數百卷之多，惜都不傳於後世。中大通五年（公元五三三年）二月十六日，梁帝在同泰寺講《金剛般若經》，為時之多。佛學為時人所傾究，即此達二十一日之久，聽法者自太子以下，計三十一萬九千六百四十二人可見一斑矣。
發傍儒家，老莊之思想而自能獨立發展，至南朝，已為佛敎唯一之盛世，王公士大夫唯此是賴；梁武帝以下國主，曾數度捨身作無遮施，儒家學術不為王公人士所崇重，老、莊亦因循無生氣，惟佛法義理爲學術之重心，此梁帝之所以由儒而道，棄道而入佛者也。就文化言，我國本位文化，應在秦漢以前；自漢武屈百家而獨尊一孔，則怪誕，長生之術不學之考據，便泥於支離破碎之注能得志於王公，惟下流於民間，讖諱、符咒、祈禳、懺罪，稻稻皆是。
如此以言學術，又何能滿足一般玄思卓拔之士的要求呢？於是「窮推眞際，以無為本；放浪形骸，無累爲宗」。力求個性的解放，見自我之本眞，風起雲湧之清談玄學應時而興矣。若夫弭戰止惡，布悲智平等之敎；蕭然無寄，祛滯執而顯眞空，而又足以啓導參助六朝之玄學，深爲時代學者所馨香歸依者，唯佛教尙矣。梁帝崇佛，時勢風氣如此，非偶然也。
受戒及於它
梁帝登位第十九年（公元五二〇年）於宮中等覺殿築圓壇，將稟歸戒，慎重將事，聘選德邵律師，於是朝議，以草堂慧約法師應詔。四月初八日，帝服田衣，北面敬禮，受具足菩薩戒。自太子諸王公卿僧俗，從約受戒著錄者四萬八千人。皇賜約爲智者，並命天下不得呼慧約名。自此，慧約入朝，必設特榻，而帝坐其側。
大同元年（公元五三五年）九月六日慧約法師垂誡門人，言訖合掌而逝。壽八十四，帝輟朝三日（有云七日），素服哭之。從師受戒之四萬八千人，皆服緦麻，哭送至塔。約嘗所乘青牛，垂淚悲鳴，雙鶴繞塔哀唳，彌月而去，其德化如此。帝自戒後，日惟一食，食止蔬菜，寢居殿所，淨如沙門。
此外，梁帝在京都建光宅、大愛敬、大智度、同泰、阿育王五大寺，度衆甚多。另如敕太醫，不得以生物爲藥；又敕織官，凡布上不得爲仙人鳥獸之形，裁剪有乖仁恕。又詔以祭宗廟用牲牢，有累冥道，宜皆以麵爲之。八座朝議，以下脯代一元大武──牛，十月詔以宗廟猶用脯，修更議代之，於是以大餅代大脯，其餘盡用蔬果。今之茹素辦食者本也。
客觀的批判
後世一般對梁帝亡國，皆歸罪於佛教，譏之爲敬佛溺佛，溺於慈愛，所以才亡國。我對梁帝亡國，歸之於無「深謀遠慮之政治頭腦，昧於國際形勢，用小人如朱異之流，無知人之明，個性太強，獨裁而寡斷，不納忠貞之諫，賞罰全無，忠奸不分，此外如連年侵略鄰邦，輕納善變叛臣侯景」。凡此等等皆是亡國之根本。
信佛後，對個人生活之刻苦，五十不行房事，房只一床，一棹，日止蔬食一餐，試問千古能有帝皇 如此清苦者否？梁帝因信佛而得長壽善終，觀歷代國主有如梁帝之高齡善終者有幾？帝終七日，面貌如生。當臺城被攻破時曰：「自我得之，自我失之，亦復何恨？」其襟懷之闊大，已非後世評其亡國者所能達也。
